当前位置： 乌镇 > 乌镇发展 > 黄金屋被毁无数次,颜如玉被杀无数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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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从古法无一例外
不久前，一位从事书籍设计及策划的老师给我看过许多装帧新奇独特的设计书籍。令人感叹，书籍的形式也可以这样美。对书籍的喜爱无论从内容到形式，还是从形式又回归到内容，感觉都是亲切无隙。
写书之人，读书之人，评书之人，品书之人，惜书之人，毁书之人，回望历史，品评历史尽在书中。今人欲了解上古至中古之书籍状况，最可参照便是《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将两志比照阅读，又可见上古至中古间书籍之流布变化。
注：书籍收录情况不尽相同
上图，二志针对同时段（）所收录书籍情况不尽相同，原因诸多，概括而言大致如下：1.《汉书》、《隋书》编撰时间相差五百多年，书籍流变情况不尽相同，所收书目不尽相同；2.所收书籍面貌不同，后代多有残缺；3.伪书多有出现，后世辨伪之风愈盛；4.时代不同，书籍卷数分合亦有不同。
目字的本义是指人的眼睛。录，许慎《说文解字》曰：“录，刻木录录也”。目、录这两个词用在目录学中，目指书的篇目或书目；录即叙录（也称书录或序录），后世称为题解、提要等，是对书的内容、著者、出版等情况的概要说明。《汉书·艺文志》叙述刘向校书编目的情况说：“每一书已，向輙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将目与录二者结合在一起，便是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一批书名（或篇名）及其叙录，它简介图书内容和形式，反映出版，收藏等情况，对于指导阅读和检索图书文献具有相当的作用，即《艺文志》所言“条其篇目，撮其指意”。中国古代，“目录”一词故而起源于西汉，是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编目的实际工作中产生的，最早见与《别录》、《七略》。自东汉班固就《七略》“删其要以备篇籍”编成《汉书·艺文志》，这便出现了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唐初编撰的《隋书·经籍志》成为第二部重要的史志目录，此二部艺文类书目最负盛名，历来收到学者的特别重视。
《别录》、《七略》宋代就亡佚了，但《七略》的基本内容和分类框架却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约7世纪左右，雕版印刷术发明，并在唐朝中后期普遍使用，至宋代，雕版印刷发展到全盛时期，各种书籍印本甚多，书籍的稳定性越来越强，流布越来越广。因此，《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便成为了解印刷术发明之前，上古、中古书籍自然状况及流布情况的重要依据和途径。《汉志》、《隋志》（《汉书》《隋书》均有十志，《汉志》专指《汉书》的艺文志，《隋志》专指《隋书》的经籍志）且保留了类序之体例，很好地体现了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余嘉锡先生甚至认为，自《旧唐书·经籍志》不撰类序，故而由是自唐以下，学术源流多不可考。
较之《汉志》，《隋志》甚至还清楚地分析了中国书籍在历史中遭受的几次重大打击：众所周知中国古籍第一厄，秦始皇焚书坑儒，“秦政粉豺狼之心，划先代之迹，焚诗书，坑儒士，以刀笔为吏，制挟书之令”以至于学者逃难，窜伏山林，或失本经，口以传说。
秦末，楚汉相争，项羽自立西楚霸王后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掠财宝，劫美妇。据史书载大火烧了近三月，项氏复仇之火是为中国古籍第二厄。所幸此前刘邦属下萧何、张良建议保存国家档案文书，部分国家资料才得以保存。汉五年十二月，垓下之战，项羽大败，刘邦建立西汉王朝。隋书载：“汉氏诛除秦项，未及下车，救击柱之弊（《汉书·叔孙通传》：‘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是成为流弊）”，“惠帝除挟书之令，儒者始以其业行于民间”，无奈去圣既远，经籍散逸，简札错乱，传说纰缪，文帝时遂下令遍访天下能解《尚书》之士。伏生本名伏胜，曾做过秦朝博士，后因战乱流亡于齐鲁之间课徒为生。据说，伏生熟读《尚书》遂口授《尚书》二十九篇于晁错。有史学家考证伏生授书之时近百岁，体迈志坚，后人做《伏生授经图》可见薪火相传之真意：只要个体生命不消亡，文化坚守的使命就可以完成。如今济南一带还流传着伏生读书的故事，他曾经把自己关在阴暗潮湿的石屋里，腰部缠上绳子，每读一遍《尚书》就打个结，以至80尺长的绳子都打满了结。在欧洲，十五世纪古登堡印刷术发明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人们对于圣经的了解和学习，也主要依赖神父、牧师的口述。
汉武帝时，天下书籍，颇更搜集，《隋书》云：“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司马谈父子世居太史，探採前代，作史记一百三十篇。至于孝成，命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兵部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太医监李国柱校方技。每一书就，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向卒后，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业。歆遂总括群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可惜王莽之末，赤眉军火烧长安宫室市里，长安为墟，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宗庙园陵皆发掘，中国古籍遭遇第三次厄运。文献可考，赤眉军之后，汉长安城总体遭受严重破坏，典籍、文书大多被毁。
东汉，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又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帙自远而至，石室、兰台由此弥以充积。班固并依《七略》作《汉书·艺文志》。中平六年，灵帝死，董卓率兵入洛阳，立献帝，自掌大权。各地牧守将校推袁绍为盟主，联兵进伐董卓，董卓部众以力量不抵，将洛阳及附近焚掠殆尽，并将献帝挟持到长安，东汉至此，名存实亡。此后，按惯例归入三国时期。《隋书·经籍志》有载：“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犹七十载，西京大乱，扫地皆尽”此为中国古籍第四厄。长安在西世称西都（西京），洛阳在东世称东都（东京）。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不回迁长安，引起朝野震动，成为社会中心问题。汉赋是汉代的重要文类，因此以京都论为题材和体裁的辞赋大量出现，杜笃《论都赋》使得京都赋正式流行起来。左思《三都赋》甚至造成“洛阳纸贵”之盛况，张衡《二京赋》，扬雄细致描写巴蜀风物的《蜀都赋》等都成为京都赋中的名篇，其中班固的《两都赋》分为《西都赋》、《东都赋》，据其自序说明做赋之宗旨：一方面是“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另一方面是“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眷顾”。历史总存在惊人的相似，周朝东迁、光武帝东迁有着极其相似的历史原因，“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又都是彷徨中的感伤，同为流浪人发出的悲叹。后隋炀帝即位，改洛阳为东都，营建东都同时，开凿大运河，使得建成后的洛阳成为水运中心，交通便利，市井繁荣，曾经的伤感和悲叹似在历史的烟尘中逐渐模糊，而书籍的聚集与散佚又好像对应了历史的洪波起伏，提醒世人曾经的存在。
魏氏代汉，采掇遗亡之典籍，藏于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中央政府书籍收录计划），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图书四部分类法），总括群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緗素（缥为青白色丝织品，缥囊即缥帙，书衣。緗素就是浅黄色的绢帛，用以书写。前文提及刀笔吏，可追溯到“削”，一种修改竹简错讹的工具，绢帛上文字的修改古人多使用雌黄矿石，故使用黄色绢帛书写更美为观，也因此有信口雌黄之说）。晋惠帝“八王之乱”朝野震荡，至怀帝“五胡乱华”西晋灭亡，京师洛阳变为一片瓦砾。《隋志云》：“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此为中国古籍第五厄。怀帝年号永嘉，五胡亡晋后，汉族官民纷纷南逃，史称“永嘉南渡”，南逃者，谓之侨人，皆取旧之壤名，侨立郡县。东晋从此偏安江南。其后中朝遗书，亦稍流江左（江左是以金陵即今南京为首都的六朝时代政治经济中心）
南朝侯景之乱，建康城被围攻，城内十余万人被围近百日，几尽饿死，仅剩二、三千人，梁武帝被饿死，侯景纵兵焚烧掳掠，建康城化为焦土。侯景后被部下所杀。梁武帝之子萧绎在江陵（荆州城）自立为帝（元帝）。《隋志》载：“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北周）师入郢（江陵），咸自焚之”，是为第六次书厄。梁元帝萧绎与其父兄合称文学史上“四萧”，他博综群书，下笔成章，生平著述20多种，最重要的著述是文论作品《金楼子》（他自号金楼子），我们最熟悉的是他的《采莲赋》。他喜欢藏书，更痴迷读书。平定景侯之乱，收书七万余卷，在江陵称帝之时，其藏书已达十四万卷。但就在江陵城破之夜，他命令高善宝一把火烧掉十四万卷古今图书，且尽毁其收藏字画古玩，造成自秦始皇焚书以来最大的一次文化浩劫。《资治通鉴》中记载他焚书之原因，他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为公认自宋元以来《通鉴》各家注本中最佳者，他认为：“帝之亡国，故不由读书也”，清人王夫之在其《读通鉴论》中直言梁元帝是自取灭亡，并且强调“非读书之故，而抑未尝非读书之故也”。他只知这十四万卷书是自己的私有财产，一旦破坏便不能拥有，于是肆无忌惮焚毁殆尽。读书应使人明智，读书应使人心怀济世的伟大理想，但梁元帝在胸怀和人生境界上与伏胜却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
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分遣使人搜访民间古籍异本，及隋灭陈潮以后，经籍渐备，无奈却多纸墨不精，书亦拙恶，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杜预等人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隋炀帝即为，又于东都（洛阳）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存之，由聚魏以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曰妙楷台，宝迹台分藏古迹、古画，又于内道场集道经佛经，分别编次目录。世间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公元年，大唐初立，中国古籍又陷水厄。《隋志》载：“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致京师，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渐濡，时有残缺”。
唐贞观年间，魏征等奉敕撰隋书，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南朝齐王俭撰《七志》，南朝梁阮孝绪撰《七録》），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小序于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可以无遗阙焉。
“书厄”之说最早由隋代牛弘提出，《隋书·牛弘传》记载牛弘提出“五厄”说，后人在此基础上增加补充提出“十厄”说、“十五厄”说、“十六厄”说等。书厄是书籍的劫难固然令人痛惜，而书籍的聚散往往又对应了人世的离合，更是令人唏嘘感慨。木心先生曾说，他自己从小喜欢读书，书的来源很奇妙。沈雁冰（茅盾）与木心同为乌镇人，木心12岁上下，沈家的院子和书屋托孙家（木心原名孙璞）看管，从此木心便找到了自己的乐园。抗战爆发，茅盾书屋毁于战乱，沈家、孙家也家破人散，木心家里只剩下母亲和他逃往上海。文革中木心再次失书、失画、失家，被投入狱，甚至不能写作，母亲忧愤而亡，他在狱中哭得醒不过来，从此他真正一人，直到最后。这让我回忆起读书时，在学校老图书馆古籍部勤工俭学，那些泛黄的线装书，修缮部的老师拿起来、放下去，小心加小心，我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一切都敌不过岁月和变故，因缘是那么容易破碎。中国藏书文化的代表之作天一阁藏书楼，门前一对钟鼎文对联：天一遗型源长垂远，南雷深意藏久尤难。后句借用黄宗羲的话诉说藏书的困难和艰辛。“天一阁”源自“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说，是书楼主人爱书之至的虔诚祈祷，同时也透露了一份如履薄冰的小心谨慎。但在时间的长河里，一切终将消逝，无论怎样小心翼翼。趴在天一阁藏书楼的玻璃展柜前，眼前的书页好似在时间的旋涡里飞速旋转……如果存在的意义是以时间的永恒作为前提，存在便顿时失去了意义，这似乎也极易陷入存在主义的立场，伽繆就认为世界是荒谬的，存在具有荒谬性，对存在有限性的认识，更会产生荒谬感，悲凉之情油然而生。
但，伽繆又说要在荒谬中创造意义，他在《西西弗的神话》中写道：西西弗无声的全部快乐就在于此。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她的岩石是他的事情。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伽繆把笛卡尔的第一原则“我思故我在”改为“我反抗，故我存在”，而我想说“存在即意义”，我愿意用这种纯净、亲切、有温度的哲学态度面对生命的有限性，世界的无理性、存在的神秘性。木心先生晚年回忆，十几岁在茅盾书屋他结识了孔子、屈原、杜甫、李白……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成为他精神的陪伴，灵魂的向导，看完米开朗基罗的作品集，他竟全身发抖，家人都觉得这孩子生病了，米氏独立完成近一万平米的壁画作品，一个狂妄的小孩，身体发着烧，心里说我也要画。从此他与绘画、文学、音乐结下一世的因缘。他说，他看书，觉得书为他所有，他理解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他的。
本文由路过堂独家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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